淡淡的灯光中，郎咸平淡淡地微笑着，聆听着，显得意外的低调。但只要他一开口，说话不到三分钟，他会马上变得亢奋起来，两只眼睛闪闪发光。

这时的郎咸平，有如从山巅扶摇直上的猛鸱，敏锐而威猛。

话题从上海社保基金开头。“我最早知道上海社保基金有问题，是在去年年底。”郎咸平说。

那时郎咸平在上海主持一档叫做“财经郎闲评”的电视节目。一天，节目组接到一个EMAIL，举报上海社保基金被挪用。举报信提到的上海新贵张荣坤，正好是郎咸平的关注对象。“我觉得很怪，一个本来不入流的小商人，短短时间内居然如此富有，能用几十个亿买下两条高速公路，而跻身2004年中国富豪前40 位。”

郎咸平声称，这不是他的唯一线索，他还有别的消息来源。但来自不同方向的指控目标都是一个，即上海社保基金被挪用。经过郎咸平组织的研究小组的查证，指控属实。这在郎咸平来说，是一个不能容忍的恶性事件。2005年前后，他已经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，社保基金是老百姓的保命钱，不能挪用尤其不能入市，否则就是摧毁老百姓明天的财富。

于是，郎咸平把张荣坤列为“财经郎闲评”第三集的主人公。第一集主人公是一个姓詹的游医集团头目，操纵着上海几乎所有民营医院。“专搞敲诈，没病说成有病，小病说成大病。”何以迄今屹立不倒，郎咸平很好奇。第二集是上海闻人周正毅。郎咸平认为，内地商人在香港大捞一笔之后，居然因腐败官员的庇佑，可以跑回内地躲起来，逃避香港法律的惩罚，这种有违一国两制的先例决不能开，所以他要呼吁，将周正毅引渡到香港受审。

在上海的电视节目中解剖三个沪上巨鳄，其轰动效应是不言而喻的，但其巨大风险，略知中国国情的人都不难想象。

“我知道有风险，但我不能作堕落社会的一员，郎咸平主持的节目必须要有郎咸平的风格。要提别人不敢提的话题，要鞭笞社会的丑恶，推动社会往前走。”郎咸平这样回答记者的问题。

但尽管对风险已经有所预计，但风险之大仍然远远超出郎咸平的想象。郎咸平兵败上海。

对郎咸平的专访持续到晚上十二点半。握别时郎咸平告知记者，他已订好机票，将于次日凌晨直飞久违的上海。看得出来，他已迫不及待。

腐败铁三角是人民公敌

记者：他们停你的节目总要有个理由吧？

郎咸平：他们找了个理由，说我普通话不准。这没道理，因为普通话准，只是对职业主持人的要求，我属于嘉宾，普通话不应该作特别要求，听众能听懂就可以了。用这个不能成立的理由停掉我的节目，显然不仅仅是技术问题。

记者：当时你是什么感受？

郎咸平：这个时候我感觉到，以一个人的力量来抵挡整个腐败势力，太难了。所以从今年2月起，我沉寂了七个月。半个月以前我又站出来发言，很多外国记者问我，你是不是得到了来自某个方面的授意？我说我没有得到任何授意，我现在站出来讲话，完全是出于一个学者的良知，出于我个人的独立的判断。我是一个没有权力的人。要制裁那些腐败势力，只有通过更高层次的权力才能做到。现在中央对腐败势力施以重拳，我很高兴，我要站出来呼应。

记者：你在上海捅的三个案子，都是致命的，那时你考虑过风险吗？

郎咸平：对利益集团决不妥协，从2001年开始我一直是这个态度。那我有必要为维持一个半死不活的电视节目做妥协吗？

记者：顾雏军事件，开始的时候你并没有必胜的把握，但你仍然坚持下来。但顾雏军无非一个商人，你在上海面对的是整个利益集团，数量级完全不同。

郎咸平：当时我没意识到这个问题。我以为我面对的只是商人，我只是在解剖几个商业案例。所以当时我只是用对付顾雏军的办法对付他们。我估计到他们会反扑，但我不怕，商人的反扑对我来说毫无问题，我能应付裕如。始料未及的是腐败的商人跟腐败的政府官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，等到节目被关我才发现，原来是腐败的政府官员，勾结腐败的商人，共同掠夺老百姓的财富，而且有腐败的学者散布很多似是而非的观点给他们打掩护，给他们制造合法性。这样形成铁三角，共同操纵媒体。没想到他们那么强大，我的个人力量跟他们完全不对称。

记者：你一直告诉公众，在反腐败的问题上对中央政府要有信心。但你遭遇到这种情况，你对中央政府的信心有没有过动摇？对你向来主张的大政府主义有没有过怀疑和反思？

郎咸平：我更加坚信大政府的重要性。因为这种时候，只有一个开明的中央政府才能真正解决问题，想靠民间的力量，舆论的力量，根本靠不上，腐败势力根本不让你从这方面突破。这时候就需要一种更高的权力，像铁扫帚一样的把腐败势力扫掉。

记者；但如果你所说的铁三角不限于上海，那时怎么办呢？

郎咸平：那中国就会跟现在的菲律宾一样，那对人民就是灭顶之灾了。但我清楚地知道现在中国不是这个情况。

记者：你把自己看做一个乡勇，相信中央军，所以要站出来协助中央军围剿腐败势力，可做这样的比方吗？

郎咸平：情况正是这样。我这样做是对的，只是当初我有些轻敌。不过后来我比较稳健，隐忍不发，等待时机，等到中央政府的大军上来了我再出来配合。

记者：我注意到你的思想变化的轨迹。最初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，你的锋芒所指主要是商人，但从去年开始，你有了一个转折，主要挑战腐败利益集团，也就是你所说的铁三角。这是不是反映了你对中国问题的认识过程，由浅入深的一个变化过程？

郎咸平：关注中国问题需要经验。我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和思考，实际上是一个经验积累的过程。从一个商人开始，渐渐的我发现不只是那个商人的问题。他为什么能贱卖国有资产？抽丝剥茧之后我发现，背后的原因，往往都是官员跟商人勾结，内部人瓜分国有资产。上海是最经典的案例，我原来没想要批评上海的政府官员，因为我没想到官商勾结。但结果我发现，谈商人腐败，必然牵涉到政府官员。腐败的官员，腐败的商人，腐败的学者，这个腐败的铁三角，是未来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阻力，是人民公敌。

我今天这么晚了还不辞辛苦地从香港跑到深圳来见你，就是想通过你们，呼吁警惕铁三角。

记者：你对铁三角体验最深就在上海？对铁三角问题的系统思考就从上海开始？

郎咸平：是这样的。刚到上海我确实没想那么多。节目组开张之后，接触信息的机会大得多，我没想到看起来那么光鲜的上海，背后会有那么多事情。

知识分子要敢于打破潜规则

记者：你捅的三个沪上名案，社保基金已经水落石出，周正毅案看来也是水到渠成，但詹氏游医集团案仍很微妙，你还打算跟他们较量下去吗？

郎咸平：我还在跟他们较量啊，两个礼拜之前我还在曝光他们的黑幕。

记者：这样的勇气确实难得。很多专家学者做不到。

郎咸平：我们的民间是一个堕落的民间，道德勇气太少。

记者：我注意到，你最近一直强调要警惕体制内腐败与民间堕落的互动。你所说的民间堕落，主要是这个层面上的堕落吗？即主要指专家学者吗？

郎咸平：那当然。我说的民间堕落，不是说老百姓堕落。老百姓没有责任。尤其是弱势群体，他们在挣扎中求生存，不能对他们搞道德高标。我说的民间堕落主要指专家学者，主要是指那些有话语权的人，也就是精英阶层。他们的堕落可能表现为直接的寻租，也可能不直接寻租，但他们的主张客观上服务于腐败铁三角。

记者：实事求是地说，对中国问题的解剖，内地的专家学者其实贡献很大，比如秦晖，比如孙立平，他们的思考可能比你更系统更深刻。但他们只在思想界讲，而你不一样，你越过精英，直接对普罗大众发言。所以你成功了，还被著名的华尔街电讯(wswire.com)评选为两届(2005和2006年度)中国10大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，公众知道你而不知有其他。

郎咸平：我第一天起就没有对普罗大众发言的心理障碍，因为我相信智慧在民间，公理在民间。只要把真相告诉老百姓，很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。所以老百姓的知情权是最重要的。

记者：内地学者不是不清楚这一点，但他们很难走出小圈子。这里可能有多种原因，一是某些学者总以策士自居，对老百姓缺乏信任。看起来新潮，实际上传统，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。因此眼睛永远只向上面看。另一些学者有思想，有良知，但缺乏道德勇气。愈是面向普罗大众发言，风险愈大，他们不敢承担这种风险。还有一些学者不仅有思想有良知，而且有道德勇气，但他们不会讲话，不会用普罗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对普罗大众讲话。真正敢对普罗大众讲话，也会对普罗大众讲话的思想家，内地是不多见的。

老百姓需要真相，但难得有人讲真相。实际上存在一个潜规则，关起门来怎么讲都可以，但不能对老百姓讲。谁要对老百姓说出真相，谁就是游戏破坏者，就是害群之马，就只能出局。你不一样的地方，就在于你不理这套潜规则，你敢讲，你愿讲，你也会讲。

郎咸平：是的。比如我讲国企领导人的信托责任问题，我一个比喻，老百姓就听懂了。我用保姆做比喻。我只愿意直接对老百姓讲话，不理会精英的唧唧喳喳，他们怎么议论我，我都不在意，因为他们不是我讲话的对象。

像我这样随便讲点公道话就成了凤毛麟角，这其实很可悲。我郎咸平有什么了不起？没什么了不起。当然我的学术背景跟别人不一样，但很多事情别人也看的到，而且可能比我看的更透。但为什么就没人讲？我们那么多精英，对真问题视而不见，同流合污的反而不乏其人。一直这样恶性互动，最终受害的是谁？最终受害的只能是无权无势的老百姓。

我为什么特别关注上海社保基金？就因为这是铁三角的一个经典案例。老百姓的养命钱借给一个小个体户，让他拿去收购两条高速公路，然后他又拿两条高速公路去圈钱。腐败官员跟腐败商人彼此分赃。媒体胆敢披露，他们就封杀媒体。良心学者胆敢站出来批评，他们就组织御用文人围攻良心学者。

这种铁三角能量太大了。他们控制了媒体，控制了地方政府，甚至通过控制媒体，给中央政府提供错误的信息，以此来误导中央政府。

记者：这里有一个问题，你对大陆的腐败问题特别关注，但台湾陈水扁的腐败也是骇人听闻的，你又是怎么看的呢？

郎咸平：我认为台海两岸人民对反腐问题已经取得了新的共识。我现在就想通过你们，提请大家注意两个新的共识。一个是台海两岸人民都致力于清除自己内部的腐败。一个是在内地，中央政府公开向铁三角宣战，在这点上与民意达成了一致。现在需要民意对中央政府的这个举动予以积极回应，扩大中央政府与民间的共识。中央政府与民意共识越大，社会就越和谐。